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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超国企俱乐部在摆脱生存困境后，争冠能力却显不足

中超国企俱乐部在摆脱生存困境后，争冠能力却显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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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中超的国企俱乐部在解决了生存难题之后，反而失去了争夺冠军的锐气。根据《足球》报的分析，泰山队在主场遭遇河南队17年来的首次失利，引发了球迷的强烈不满，致使宿茂臻和韩鹏辞去了教练职务；同时，申花队在德比中输给同城的对手。这些事件表面上看似是球队起伏不定导致的球迷失望，然而深入分析则发现，国企俱乐部在解除生存困境后，其争冠的姿态却愈发暗淡，球迷的情绪也从“哀其不幸”转向了“怒其不争”。所以，国企俱乐部该如何摆脱这种“稳而不强”的窘境呢？

国企参与职业足球的原因主要有两种：一是承担行政任务，二是主动布局。前者通常由地方政府出面，国企来担起重任，目的在于保持城市足球的延续。典型例子包括天津津门虎和河南俱乐部。津门虎的前身天津泰达曾面临解散危机。尽管泰达起初是由国企投资，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泰达集团计划退出，没有其他国企或民企接手，市内职业足球濒临中断。在关键时刻，天津方面协调了多家国企共担运作资金，使得俱乐部以体育局托管的形式继续存活。更名为津门虎后，薪资结构变得更加合理，并且不再出现长期欠薪的情况。河南俱乐部则是首个真正实现股权改革的中超俱乐部，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对接，经历了两次股改，在建业集团退出的情况下成功维持了俱乐部的运营。

国企的参与方式多是为了维稳，市场属性相对较弱。而主动布局的方式如申花、泰山、海港和蓉城则是例外。上海久事集团本身便是国资的体育赛事运营平台，其收购申花是看到了上海足球的城市与文化价值。蓉城则从低级别联赛一步步爬升至中超，致力于通过职业足球拉动城市的文旅消费。国企接入职业俱乐部后，整体情况有了明显改善，浙江俱乐部在变更为国资控股后，投入稳定，尽管目前排名不高，但实力依然处于中超前列。

纵观全局，与金元足球末期相比，三级联赛欠薪情况有所减少，俱乐部退出现象也不复存在。国企的参与为动荡的职业联赛提供了保障，稳定了基本盘。除了稳固生存外，国企雄厚的资源可以促进城市足球市场的发展。越来越多的国企俱乐部逐渐联动当地资源，如场馆使用、文旅发展等，成都的蓉城将凤凰山球场打造成中超最热的场地，受到众多消费的积极带动，而河南则与本土的主要企业合作，进一步增强了足球的地方社区联结。

最重要的是，投资开始走向理性，逐渐放弃盲目的攀比。在金元足球时期，外援和外教的引进虽然提升了联赛的水平，但也为俱乐部埋下了巨额负债的隐患。国企在足球投资上有预算、审计和制度的约束，不再进行非理性的豪赌。尽管生存警报解除，球迷的期待却随之而来，期望俱乐部能够在运营和成绩上有所突破，这也暴露出国企俱乐部的一些问题。例如，当多方控股和共管形成时，决策过程可能会变得冗长，导致引援和备战工作受阻。

对大多数国企来说，投资足球仍然是难以盈利的业务，难以列入主营业务。如今在中超中，仅有大连英博和重庆铜梁龙这两家俱乐部在运营层面取得了创收，且都是民企背景并结合政府支持，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。而一些高定位的国企俱乐部因需支付高额的外援与教练工资，以及国家队球员薪水，导致运营成本显著，盈利平衡难以实现。此外，并非所有国企管理者具备市场化思维，能够有效实现球迷经济和青训成果的变现。

在后金元时代，国企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职业俱乐部的生存环境，为职业联赛的稳定提供了助力，然而“大船难掉头”的局限也使得许多球队保持平稳却显得平庸。今年中超的竞争格局中，蓉城表现突出，而在排名靠前的其他球队中，西海岸、铜梁龙、英博和玉昆均为民企俱乐部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差异。最近几轮比赛中，泰山和申花接连失利，而国安也时有波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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